1987年，陈松如率弟子远赴新加坡进行技术表演，引起轰动，被当地报刊誉为中国“国宝级”川菜烹饪大师；在他生前，他还享有“中国川菜掌门人”、“国宝厨师”之美誉。他的弟子众多，现今著名的国家特级烹饪技师刘自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　　陈松如先生晚年亲自编著了《正宗川菜160种》等书籍，书中介绍了川菜的历史发展和特色，具体介绍了正宗川菜、小吃的制作方法。
内容丰富，文字简洁，通俗易懂，每一例都附有精美彩照，是烹制正宗川菜的权威性读物；对广大家庭、烹饪爱好者、专业烹饪工作者和有关教学单位，均具较高的学习参考价值。
陈松如大师出生于四川省资阳市。由于家境贫寒，12岁经人介绍入成都市陶乐天餐馆从厨，在陈昌明先生门下学徒3年。由于工作条件差，劳累过度，有病无钱医治，他的腿造成了终身的残疾。而后在成都西御街成都饭店和朵颐食堂任厨师。
据老人讲，1958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陈毅元帅曾向毛主席讲：“在北京吃不到家乡的菜”。毛主席回答：“那就开个家乡菜的馆子嘛”。于是当晚周总理令秘书与重庆市委联系，尽快选派四川优秀厨师、服务员来京建店。不久班子组建完毕，开赴北京，入住北京饭店试餐。试餐大获成功，陈松如成为首任厨房组长（厨师长）。
在陈大师的具体领导下，厨房工作做的非常出色，圆满地完成了许多重大任务。充分体现出他的领导才能和精堪的烹饪技艺。陈大师给毛主席去做饭，给许多重要领导同志去做饭大都是在那个时期。
“文革”初期，“四人帮”视四川饭店为李井泉的“黑据点”，进行查封，人员全部遗散，矛头是指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“文革”中后期老干部一批批被解放，“四人帮”不得不同意恢复四川饭店开业，但是不能叫“四川饭店”，最后达成妥协叫：“成都饭庄”。上级决定仍由陈松如任厨师长，新任经理及工会主席带我前往成都接陈大师回京，走马上任。
陈大师家住成都市，家庭很幸福。自从回川后生活已很安稳，爱人在一家百货公司当经理。本来无心再回北京的陈大师见到我们，即高兴思想又矛盾，眼前又浮现出“文革”捣毁四川饭店时的一幕幕场面。但当领导以组织名义要他一定去北京报到时，他还是坚决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，离开了自己的家和妻子，一直到逝世在工作岗位上。陈大师就是这样一位高尚可敬的老人。
陈大师的朋友几乎都是业内人士。成都市的烹饪界都十分尊敬他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菜肴和烹饪技法。我在成都搞培训时，有幸经陈大师引见，认识许多著名的四川烹饪大师，如孔道生、曾国华、刘建成、吴万里等老一辈名厨。
在北京经常与陈大师交往的老前辈很多，如范俊康、伍钰盛、黄子云、张治国、庹代良等。从这些老一辈大师身上，我们除了学习烹饪技艺外同时，也学习了许多做人的道理，他们那种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无私的敬业精神，奠定了我们今天行业的基础。
许多人知道“文革”后四川饭店情况，但对“文革”前的情况知情者较少。
饭店初创时，陈大师作为厨房组长（厨师长），工作开展得相当不容易。厨师中
上有黄绍青（罗国荣的师傅，政协委员，我们尊称为黄师爷），他的徒弟陈海清，
徒孙王跃泉（罗国荣的徒弟），还有来自四川自贡、重庆、宜宾、成都、南充、
新津、泸洲等地的高级师傅们，可谓精英荟萃，因此在口味上、技法上难于达到
统一，矛盾比较突出，时有问题发生。陈大师总是耐心细致的做每个人的工作，
从不站在某一派别的立场上讲话或处理问题，而是从客人的要求出发，站在整体
利益，从工作角度团结同志，又要做到统一口味、统一技法，在树立四川饭店的
品牌菜上，他起到了核心的作用。在处理问题上，陈大师即尊敬黄师爷，又团结
了广大师傅们。当时“四川饭店”的业务相当好，上级领导和中央首长们非常满
意，四川饭店品牌菜如清汤燕菜、开水白菜、网油灯笼鸡、豆渣鸭脯、干烧鱼翅、
三元鲍鱼、家常海参、宫保大虾、奶汤杂烩等，都是宴席中的招牌菜。陈大师为
为创建四川饭店品牌菜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陈大师技艺高超，尤其擅长红案，每天还要开宴会菜单及成本核算，为此他自行设计了一本“四川饭店宴席零点成本核算单”非常适用有效。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陈师傅门徒众多，如：成都的肖见明、罗远义等数十人。在北京，六十年代时有崔玉芬、于凤仙、孙绵建、张桂云和我，都曾跟随陈大师学艺。“文革”后，第一服务局技工学校恢复，陈大师又培养了一大批新人，如于建民、刘自华、郑绍武、姚玉福、侯兴林等都成为陈大师弟子。
陈大师在继承川菜传统风格的基础上，结合北京是世界大都市的具体情况，本着“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、博采众长、自成一体”的原则，改革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四川饭店川菜体系。他在业内威望很高，1978年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为特一级厨师，曾当选过北京市人大代表；1987年在新加坡献艺表演轰动狮城，被誉为当代中国“国宝”级川菜大师。1992年又获世界名厨协会授予的“世界名厨”服饰一件。回忆往事，更加想念陈松如大师，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永远是我们的恩师。 (责任编辑：admin)